01配资中介
“冬菊，你是共产党吗？”1949年1月的一个晌午，北平城内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就在那张平时用来吃饭的圆桌上，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傅作义突然放下了筷子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坐在对面的大女儿傅冬菊。
这可不是什么家长里短的闲聊，这一问，直接把这对父女之间那层薄得不能再薄的窗户纸给捅破了。那一刻，空气安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见，傅作义手里攥着几十万大军的生死符，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那个让他每天坐立难安、防不胜防的“对手”，其实一直就坐在自己对面吃饭。
1948年的冬天，北平冷得那是真要命。那时候的华北大地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，但比起天气，更让傅作义感到寒意彻骨的，是那个死局。林彪带着80万东北野战军入关，那速度快得让人头皮发麻，还没等傅作义反应过来，北平、天津、张家口这就已经被切成了三块孤立的蛋糕，谁也救不了谁。傅作义这个人，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名将，打了一辈子仗，什么阵仗没见过？当年的涿州保卫战，他一个人守孤城守出了名，成了军阀混战里的一匹黑马。可这一次，情况完全不一样了。他每天在那个偌大的司令部办公室里踱步，地毯都要被磨穿了，手里的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，整个屋子烟雾缭绕的，像个神仙洞，可住在里面的不是神仙，是个愁得头发都要白了的困兽。他手里确实还有筹码，几十万全副美式装备的大军，看着挺吓人，但实际上呢？这就是个烫手的山芋。打？那是拿整座北平城的几百万老百姓和几千年的古建筑做赌注，这罪名太大，他傅作义背不动，也不敢背。跑？往哪跑？南边的蒋介石一天发几封电报催他南撤，甚至派了二儿子蒋纬国亲自飞来劝驾，那是给足了面子，又是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”，又是许诺高官厚禄。但傅作义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去了江南，那就是寄人篱下，手里没了兵，他这个“总司令”在蒋介石眼里还能值几个钱？
就在这进退两难的节骨眼上，他发现了一个让他后背发凉的事儿。自己的一举一动，甚至连昨天晚上叹了几口气、骂了几句娘、摔了几个杯子，第二天就能传到城外的解放军耳朵里。这也太邪乎了。要知道，他的司令部那是里三层外三层，警卫森严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，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？他开始查，查身边的参谋，查贴身的警卫，甚至查那些跟随多年的老部下，可查来查去，愣是没查出个所以然来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个刚从天津回到北平，天天在家里陪着他的大女儿傅冬菊身上。这姑娘是《平明日报》的记者，平时文文静静的，对他这个父亲也是嘘寒问暖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可傅作义那是什么人？在这个乱世里混了大半辈子，早就练出了一双鹰眼。他发现，每次自己情绪波动最大、或者做出什么重要部署的时候，女儿总会想方设法地出去一趟，或者在家里弄点什么动静。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荒诞感涌上了心头：难不成，自己防了半辈子的“共谍”，就在自家卧室隔壁住着？
02
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，傅冬菊这个姑娘，可不是一般的大小姐。早在1947年，她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这事儿傅作义是被蒙在鼓里的。组织上给她的任务很明确，也很特殊：利用女儿的身份，留在傅作义身边，一是保护父亲的安全，防止国民党特务下黑手；二就是随时掌握傅作义的思想动态，给他做工作，争取和平解放。这活儿看着轻松，实际上比在战场上拼刺刀还累心。你想啊，那是亲爹，看着父亲每天在那儿煎熬，头发一把一把地掉，甚至有时候拔出枪来想自我了断，做女儿的心里能好受吗？但傅冬菊心里清楚，这是大义，是为了这几十万士兵的命，更是为了这座古城的命。那时候，傅作义的脾气变得特别暴躁，动不动就拍桌子骂人。有一次，他收到情报，说解放军已经渗透到了北平周围，连那边的菜农都在议论“傅作义长，傅作义短”。他气得把茶杯狠狠摔在地上，大骂手下全是饭桶。这一幕，傅冬菊全都看在眼里，转头就把这情报送了出去。城外的聂荣臻、叶剑英他们，就是靠着这些看似琐碎的情报，精准地把握着傅作义的心理脉搏。这就像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心理战，一边是重兵压境的军事威慑，一边是温水煮青蛙的情感攻势。
最绝的是，解放军那边还干了一件让傅作义彻底破防的事儿。1948年12月18日深夜，这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两名解放军干部悄悄摸到了清华园，敲开了建筑大师梁思成家的门。梁思成两口子当时吓了一跳，心想这时候当兵的来干嘛？怕不是要征房子？结果那两个干部进门二话不说，从怀里掏出一张军用地图铺在桌子上，客客气气地请梁先生把北平城里的古建筑、文物古迹都给标出来。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：万一真要打起来，这些地方，哪怕是绕着走，哪怕是用人命填，也绝不能让炮弹给砸了。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傅作义的耳朵里。你想想那个画面，那一瞬间，这位守城主将的心里得是什么滋味？他在这儿日夜琢磨着怎么布防、怎么利用城墙工事打巷战，甚至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准备，可对手呢？对手想的是怎么保护这座城市的老底子。这境界，高下立判。这招“攻心计”，比十万发炮弹打在城墙上还要狠，直接砸在了傅作义的心坎上。他开始反思，自己要是真的一意孤行打这一仗，哪怕最后战死了，那也是历史的罪人，是要被后人戳脊梁骨骂几千年的。但即便到了这时候，他还是下不了决心。为啥？因为他手里那张王牌——第35军，还没彻底凉透。这35军是傅作义的起家部队，是他的心头肉，全副美式装备，机动性极强，平时被他当宝贝一样捧着。他总觉得，只要35军还在，自己就还有跟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，甚至还能搏一把，实在不行就突围回绥远老家去。可是，历史从来就不给犹豫的人留后路。
03
1948年12月22日，这天是傅作义这辈子最黑暗的一天。就在前一天，他还幻想着35军能从新保安突围出来，回到北平跟他会合。结果到了下午，噩耗传来：35军在新保安被华北野战军包了饺子，那是真包得严严实实，连个汤都没漏出来。仅仅一天时间，两个师，一万多人，全军覆没，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。这消息传到北平中南海的“剿总”司令部时，傅作义正在等着开饭。听到汇报的那一刻，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一样，瘫坐在沙发上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。那可是他的嫡系啊，是他几十年的心血，就这么一下子没了？那种感觉，就像是一个赌徒，手里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张牌，被人轻飘飘地抽走了，然后告诉你：游戏结束了。那天晚上，傅作义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谁也不见。他开始疯狂地喝酒，喝醉了就哭，哭了又笑，还发疯似的抓起电话给蒋介石打，给各路将领打，甚至还把电话线给扯断了。傅冬菊在门外听着父亲在里面的动静，心里急得像火烧一样，但她不敢进去，她知道这时候父亲就像一头受伤的狮子，随时可能暴起伤人。就在这个绝望的夜晚，傅作义甚至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。他是真想一死了之，觉得没脸见人，既对不起蒋介石的“知遇之恩”，也对不起跟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弟兄。但最后，那根手指头还是没扣下去。
因为他想到了北平城里的二百万老百姓，想到了故宫里的那些宫殿，想到了那张梁思成画满圈圈的地图。死容易，两眼一闭腿一蹬，什么都不用管了。可活着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做出正确的选择，那才叫难，那是需要比死更大的勇气的。就在35军覆灭后的几天里，傅作义终于不再犹豫了，他必须得谈，而且得真谈。这时候，蒋介石还不死心，派了徐永昌来劝，又派了郑介民来，最后连亲二儿子蒋纬国都派来了。蒋纬国那个小伙子，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，带着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，上面写着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”，言辞恳切得让人掉眼泪。蒋纬国拉着傅作义的手，在那儿哭诉，说父亲怎么怎么看重您，只要您肯南下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傅作义看着这个年轻人，心里一阵苦笑。他太了解蒋介石了，这就是在演戏，真要去了南方，自己就是个光杆司令，到时候别说兵权，能不能保住命都不好说。于是，他硬下心肠，拒绝了蒋纬国，把这位“太子爷”送上了飞机。看着飞机消失在云层里，傅作义知道，自己跟南京那边，算是彻底断了。
04
既然决定了要走和平这条路，那就得先把家里的“雷”给排了。这就回到了开头那一幕。傅作义早就怀疑女儿了，但他一直不愿意相信，或者是潜意识里在逃避这个事实。但现在，局势已经明朗了，他必须得有个准信。当他问出“你是共产党吗”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他需要的只是一个确认，一个让他能彻底放下心防的理由。傅冬菊看着父亲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，没有躲闪，也没有撒谎，点了点头。紧接着，傅作义又追问了一句，这句话更关键：“你是毛泽东派来的，还是聂荣臻派来的？”这话问得很有水平。如果是聂荣臻派来的，那说明只是华北战场的战术安排；如果是毛泽东派来的，那这分量可就重了，说明中央对自己是高度重视的。傅冬菊平静地告诉他，自己是受党组织的委派。这一下，傅作义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整个人瘫靠在椅子上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但这口气不是叹息，而是一种释然。原来，那边的诚意一直就在自己身边；原来，这条路其实早就铺到了自家门口。那一顿饭，父女俩吃得可能不怎么香，但心里的石头都落地了。从那以后，傅冬菊就不再是“潜伏者”了，直接成了父亲和解放军之间的联络员。谈判的进程一下子就加快了。当然，这中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双方为了军队改编的问题、为了傅作义个人的待遇问题、为了战犯名单的问题，那是来来回回拉锯了好几个回合。特别是当傅作义看到新华社发布的战犯名单里，自己赫然排在头等战犯的行列时，他又慌了，以为共产党是想骗他投降然后杀头。这时候，毛主席那边传来了话，那是一种只有大政治家才有的智慧。毛主席说，把你列为战犯，那是为了不让蒋介石怀疑你，让你在这一段时间里还能稳住部队，这样才好谈嘛。这话传到傅作义耳朵里，他是一拍大腿，不得不服：毛先生这一招，实在是高！1949年1月21日，双方终于在《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》上签了字。1月22日，北平城外的枪炮声彻底停了。傅作义手下的25万大军，开始陆续移出城外，去接受解放军的改编。1月31日，大年初三，在这个本该放鞭炮的日子里，解放军正式入城接管防务。北平，这座经历了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的历史名城，终于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。没有战火，没有硝烟，老百姓早上起来买早点，发现城头的旗帜变了，但日子照样过，甚至过得更踏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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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平是和平了解了，但傅作义心里的坎儿还没完全过去。他毕竟是个带兵打仗的人，虽然签了字，但对于未来，心里还是没底。以前是死对头，现在成了一家人，这角色转换太快，他有点适应不过来。而且，在协议执行的过程中，也出了一些小插曲。比如他的警卫团，按协议是可以保留的，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收缴了武器；还有他的一些部下，因为之前跟解放军结怨太深，有些摩擦。这些事儿让傅作义心里又不痛快了，甚至有点后悔，觉得是不是自己走错了这步棋。就在这时候，毛主席发来了邀请：来西柏坡坐坐吧。这可是个大信号。1949年2月22日，傅作义带着邓宝珊等人，坐飞机去了石家庄，然后坐车直奔西柏坡。在出发前，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，把傅作义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那天晚上，他把秘书叫来，神神秘秘地说：“给我去买点东西。”秘书问买啥，他说：“买烟，买好烟，要哈德门，给我弄一大包袱来。”秘书当时都蒙了，心说咱这司令平时也不怎么讲究这个啊，买这么多烟干嘛？
傅作义一边在那儿把烟往包袱里塞，一边念叨：“我要去见毛主席了，这总得带点见面礼吧，咱也不能空着手去啊。”你看这画面，哪里还有半点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威风？简直就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，要去见班主任，还得带点土特产讨好一下。这也说明，他心里是真的敬畏，也是真的想把关系搞好。到了西柏坡，那场面可比他想象的热闹多了。周恩来亲自出来迎接，那是握着手不放，满脸的笑容，就像迎接多年未归的老战友。晚饭后，毛主席来了。那一刻，傅作义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。他看见那个身材高大、穿着旧棉袄的人走过来，下意识地立正，挺直了腰板。毛主席伸出手，还没等说话，傅作义就抢先开口了，他憋了一肚子的话，最后就汇成了三个字：“我有罪。”这三个字，太沉重了。包含了对过去内战的悔恨，对死难士兵的愧疚，也有对自己曾犹豫不决的自责。结果毛主席哈哈一笑，大手一挥，说了一句让傅作义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：“你办了一件大好事！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！假如说，你过去有罪，现在这个功劳，也足够将功补过了嘛！”这一句话，就像春风化雨，瞬间就把傅作义心里那一层厚厚的冰给化开了。那天晚上，傅作义喝了不少酒，看文工团演出的时候，笑得跟个孩子一样。他是真高兴，那种高兴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没事了，更是因为他发现，自己投奔的这个新政权，这群共产党人，胸怀那是真的宽广，格局那是真的大。从西柏坡回来后，傅作义彻底变了个人。以前那个愁眉苦脸、唉声叹气的傅总司令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干劲十足的傅部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央问他想干什么工作。大家本来以为他会要个军职，毕竟是打仗出身嘛。结果傅作义摇摇头，说我不带兵了，我想去修水利。他说，我前半辈子打仗，这就是在破坏，是在造孽；后半辈子，我想搞建设，想治水，给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，赎赎罪。毛主席一听，当场拍板：好！就让你当水利部部长！这可不是个挂名的虚职，傅作义是真干。这一干，就是整整23年。这23年里，他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江河湖海。哪里发大水，哪里修水库，哪里要搞灌溉工程，他都要亲自去跑，亲自去看。那可是五六十岁的人了，身体还有病，但他从来不喊累。有一次去黄河考察，车开不进去，他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地里走，累得心脏病都犯了，吃两片药接着走。他对身边的人说配资中介，我不懂水利，是门外汉，但我可以学，我可以问，绝不能因为我不懂就瞎指挥，那是对人民犯罪。1974年4月19日，傅作义在北京病逝，享年79岁。他走的时候，北京城依旧繁华，故宫的红墙黄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这座城市记住了他，历史也记住了他。回过头来看，当年那个寒冷的冬夜，在饭桌上那句“你是共产党吗”，不仅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提问，更是一个旧时代的军阀向新时代发出的叩问。幸运的是，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，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这世上，哪有什么天生的赢家？无非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，有人选择了顽抗到底，最后碰得头破血流；而有人，选择了顺应潮流，把个人的荣辱放在了一边，心里装上了老百姓。傅作义，就是那个看懂了局势、也看透了人心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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